丛日云: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admin 皇家88 2019-09-01 22:16:21 7674

  

  一、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

  

  公民文化就是民主文化,是与民主制度相耦合的公民的政治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取向,属于民主制度的隐结构。一般人都认识到,公民文化是民主制度的重要前提和基础,如果没有公民文化的支持,民主制度便不能健康地运作,也难以巩固和维持。但是人们往往忽视了问题的另一方面:没有民主制度架构下公民的经历和体验,没有民主制度的教育和训练,公民文化也不会发育成熟。一个社会的公民文化不仅源于民族的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孕生于现代化社会的诸种条件和氛围,还由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锻造和再生产出来。

  

  民主文化并不是现代化过程(工业化、城市化、人均收入、教育水平的提高,信息传播手段的发展,社会交往的扩大等)的自然产物。也就是说,并不是社会发展的诸条件具备后,民主就会自然到来,公民文化就会自然成熟。一个社会较高的现代化水平构成民主的重要前提,但不是充分必要的前提。民主制度的建立和公民文化的形成有其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无论一个国家现代化水平多高,民主文化的成熟必须经历自己必经的诸阶段。

  

  世界范围的民主化历史告诉我们,成熟的公民文化不是民主制度建立的必要前提,而民主制度以及公民的民主生活经历却构成民主文化成熟的必要前提。也就是说,在没有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情况下,可以建立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持民主制度,但没有民主制度下的经历,公民文化不会真正成熟。一个社会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有某种初级形态的民主文化相伴随。所谓“初级形态”,表现在民主意识和态度主要分布在部分公民中并处于较为浅表、局部和粗糙的状态。正是在民主制度下公民的经历、生活、经常性的行为和所受到的教育,使公民学得民主的规范和政治游戏规则,接受民主的信念,养成民主的行为习惯,并将民主制度内化为自己的价值体系,从而使公民文化发育成熟;与此同时,民主文化的发育和成熟,又巩固和推动着民主制度。所以,民主文化与民主制度并非时间序列上的简单因果关系,而是互为因果,互相推动,相得益彰。

  

  二、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公民文化的摇篮

  

  考察世界范围的民主历史,我们会梳理出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互动的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两者同步发展,相互推动。有限人群的初步的公民意识和态度的出现,推动了某种程度(或限度)的民主的建立,而在有限的民主制度下生活的经历,又培育了更成熟和更大范围的公民意识和态度,反过来推动了民主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化。

  

  

  另两种类型主要表现在那些后发型民主国家,由于民主文化的土壤瘠薄,民主资源先天匮乏,民主制度的建立往往不是自然和自发的过程。在世界性民主化潮流的强大影响和本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首先在一部分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中出现了公民意识,他们受到急于现代化的心理驱动,以及民主化潮流的裹挟,领导和影响他们的国家在民主文化相对滞后的条件下,不经过循序渐进的若干阶段,就直接建立起完整形态的民主制度。这样就会出现公民参与的制度框架超前于公民参与的愿望和能力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民主制度与公民文化的互动关系呈现出如下两种类型:

  

  一种是,这种民主制度能够勉强生存下来,借助于民主制度和民主生活的教育功能,公民意识得到滋养而不断发育成熟。经常性的民主生活,使公民对民主制度由陌生到接受、适应,最终形成民主的习惯。到这时,民主就由外塑的转变成内生的;由人为的变成自然的;由外在的权力建制内化为公民的气质性格。至此,公民文化便发育成熟,而民主制度也真正确立了社会根基。

  

  

  

  当然,民主在较低的支持率下运行,在多数公民不认同民主价值或缺乏政治参与能力的情况下勉强维持,无疑会带来很多问题。但是,只要民主制度能够维持下来,在其存续期间,民主的文化终究会形成。这充分显示了民主制度的公民教育功能。

  

  另一种是,超前于民主文化发展而建立的民主制度被颠覆或废弃,权威主义政权卷土重来,民主化进程因而遭受挫折,但民主的经历仍然发挥了公民教育功能,给公民文化发展留下了它的印记。

  

  亨廷顿认为,世界性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三次“浪潮”和二次“回潮”,每次浪潮中都有一些国家实现了民主化,而继之的回潮则使其中一些国家退回到权威主义的轨道。但值得注意的是,当代世界的第三次民主化浪潮证明,有过民主经历的国家再民主化会更容易些。他甚至说,在1974年要预测一个权威主义政权是否会转向民主,最好的标准是看这个国家是否有过民主的政府。这就是说,有过一次失败的民主经历,就是实现民主化的最好条件。应当说,失败的民主经历是一场演习和一次实验,在失败中孕育着最终的成功,为最终的成功作了准备。如果因为民主的失败而摒弃民主的试验,或仅因为民主出现的某种混乱无序而放弃民主,就永远不会有民主,因为公民必须在民主制度下学习民主。为了民主的目标,这种混乱是必须经历的,代价是必须付出的。

  

  

  民主制度就是公民以独立的人格积极主动参与政治过程的制度,它将公民参与合法化、组织化、规范化,为其提供制度的架构。通过政治参与,公民了解公共事务和自己的利益所在,并在得知和开始重视他人的要求时,升华自己的公民道德。民主行为的制度化,逐渐使公民形成民主的习惯,学会如何和平合法地表达和竞取自己的利益,学会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达成一种恰当的平衡。在民主的竞争中,公民逐渐习惯以理性的方式、宽容和妥协的态度对待政治问题,掌握讨价还价和处理复杂关系的技巧。

  

  特别需要提及的是,在民主制度的存续期间,会出现自然的代际更替,即在民主制度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自然更倾向于民主。前述德、日、印三个国家公民文化的成熟都是用了大约一代人的时间,也就是在民主制度熏染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进入了政治舞台,民主制度和民主的生活方式不仅不是陌生的,而且是自然的和正常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前代人付出沉重代价勉强维持的民主一旦传递给后代,就能够巩固下来。

  

  三、非国家形态与非政治形态民主的公民教育功能

  

  研究政治社会化问题的学者都非常强调家庭和学校的公民教育功能。家庭内部的平等关系、学校(包括幼儿园)中的民主生活、个性自由发展的氛围等,都成为培养理想公民的摇篮。中国古人已经清楚地意识到,家庭或家族结构是君主制度的根脉所系,为要培养出合格的臣民,先要培养出孝子,在家尽孝者,在国就会成为忠臣,甚至有过一个历史时期,统治者直接以“举孝廉”的方式选拔官员。可以说,中国古人从“孝”道入手培养适应父家长式君主专制制度的权威主义人格是成功的。同样,在当代社会,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也应该从改变家庭和学校的结构并改善其教育方式入手。

  

  不过,我们这里重点要谈的是介于家庭、学校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广大领域,包括人们常提到的民间社会或公民社会,即公民各类自主性社团和非政府组织,也包括基层或地方自治机构。在这里,可以存在非国家形态的民主,也可以存在非政治形态的民主。这两类民主对公民教育都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西方,原生型的民主一般都是由下而上逐级构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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