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贿选往事

admin 362娱乐 2019-09-01 22:16:32 7919

贿选是难以避免的现象,即便是“议会之母”英国也不例外。

光荣革命后,君主立宪制和贿选同时进入政治生活。有政治野心、想出人头地的乡绅,纷纷拉拢与贿赂选民,如果钱不够,乡绅可以向大贵族寻求庇护,结成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在进步主义者看来,1688年光荣革命有着历史局限性,总人口里仅有1/20的臣民享有投票资格,政坛乌烟瘴气。直到1832年第一次议会改革,中产阶级争取到选举权,政治生活才变得健康。

某种程度上,贵族同样厌恶贿选。他们要挖空心思讨取选民欢心,纡尊降贵跟平民大众联谊,有些人还利用美色吸引选票。一场选举消耗大量钱财,甚至能致人倾家荡产。

起初的选举耗费并不大。在光荣革命后的次年,一个政治家成功赢得选举,经费不到200英镑。对比下,当时一个男爵维持体面生活、养活全家人一年大概需要300英镑。

随着党争白热化,选举砸钱越来越多。半个世纪后,竞选开支平均为1360英镑,到了1784年,开支突破2000英镑关口。法尔默斯勋爵为3个席位投入9000英镑,蒙塔古勋爵为2个议席破费4000英镑。

扣除通货膨胀因素,选举金额仍然高得可怕。有个乔治·扬爵士,祖上传下8万英镑遗产,妻子赞助8万英镑嫁妆,政府也拨了8万英镑资助款项。乔治在政治生涯里参加了6次选举,钱财完全耗空。贝德福德郡的议员格斯特维克,在1698年到1713年期间竞选,总共花掉了2.6万英镑,负债累累。他的子女忍受不下去,变卖家产换成盘缠,离家出走。

竞选机器就是一部烧钱机器,将候选人的财富吞噬殆尽,想要拿选票,就要烧钞票。前期宣传造势、拉票投票,后期庆祝游行,选举的各个环节都需要资金投入。

今天美国的共和党、民主党有驴象吉祥物,总统大选期间,到处能看到印有这两种动物图案的T恤、汽车车贴。300年前的英国同样是这副模样,各个政派专门从厂商定制有本派标志的徽章与丝带,免费分发给民众。威廉·文德姆的代理人在一个有3000名选民左右的选区分发了7369个帽章。

大幅海报、传单、演讲稿也是少不了的。1768年,埃塞克斯郡的某位参选者散发了33700份宣传小册子。政治新星约翰·威尔克斯向3500多个选民散发了40000份传单,拿下米德尔塞克斯郡的议席,步入政坛,从此成为激进改革派的风云人物。

印刷机在18世纪属于贵重大物件,不是普通人家能够拥有的,只有政治组织和出版商采购得起。印字的油墨用树脂、松节油和亚麻子制成,耗费也不小。纸张在平日里价格还算便宜,若是碰到战争就供应紧张。1749年,奥地利王位继承战争刚结束,威斯敏斯特的递补选举中,一个候选人印刷了多达27500份的海报广告,显示出阔绰财力。

有了宣传机器,还需要搞宣传的人。一批笔杆子文人受到雇佣,为庇护人歌功颂德,写打油诗讽刺竞争对手。18世纪英国文学界里,但凡有些名气的作家都干过一阵子政治小册子宣传,《项狄传》作者劳伦斯·斯特恩、《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鲁滨逊漂流记》作者丹尼尔·笛福都收钱当政策传声筒。

选举的宣传人员,除了这类负责引导宏观舆论的小册子写手,还有一类是竞选经理,对接具体选民,经常下乡跑腿。1705年白金汉郡,理·德·格伦维尔的竞选经理向选民写了600封问候信以探询口风,问他们会在选举中投给谁。选情调查往往要深入实地,到选民家里嘘寒问暖,倾听他们的诉求,鼓励他们在投票日出来活动。在一个市镇只需四五个人手就能办事,而版图较大的郡需要几十个竞选经理。这份职务通常由律师兼任,帮选民办事,解决法律纠纷,应付三教九流。

1740年11月,约克郡两个有潜力的候选人派遣竞选经理,调查长达一周,这时间算短的。纽卡斯尔伯爵的政治代理人罗伯特·博奈特,在1734年苏塞克斯郡巡回调查了9个月,每周工作6天。

一个合格的竞选经理,必须具备健壮的腿脚耐力、善于察言观色的眼力,以及强大的胃消化能力,因为要经常陪酒陪吃喝,参加社交应酬、庄稼丰收等节庆,与民同乐。一个叫约翰·切特温德的竞选经理抱怨:“我已经半死不活了,整天要在街上喝酒、抽烟、走来走去。”

政治家就算酒量不好,也不得不硬着头皮陪喝。辉格党的稳健改革派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在1774年的大选里,某一下午接待了8位客人,从3点待到10点,共喝了10瓶白酒、16碗潘趣酒。一碗潘趣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4瓶白酒,算下来平均每人喝了9瓶多白酒。第二天,福克斯头昏脑胀,身体虚弱。

前期投入付出如此之大,如果选举失败,那么钱都打了水漂,白忙活一场。输了固然很惨,但赢了也别太高兴,胜选者通常要买烟花爆竹庆贺,雇佣民间艺人唱歌助兴,大宴宾客。1784年,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获得胜利后安排了不下5场晚宴,每场至少有700个支持者赴宴吃喝。

正因为竞选过于浪费,造成财政体制的伤筋动骨,辉格党和托利党往往酌情选择妥协商议,提前瓜分国会席位。沃里克郡的一个老人说,记忆中60多年来,郡里只举办过一次竞选。

18世纪末,威尔克斯等激进改革派抨击,民主只是贵族老爷小圈子里的游戏,议员都是内定的,选举充斥着腐败、威胁恐吓和公然贿赂。这些现象虽然存在,但遭到了媒体舆论的夸大扭曲。

英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者哈里·狄金森估算,整个18世纪,政客能够完全忽视民意,一手遮天的选区仅有20个。在其他80个选区属于“口袋选区”,即某个家族的囊中之物,庇护人使出全力,有较大的胜算击败对手。剩下100到140个选区,竞选高度白热化,胜负未可知,双方必须押上所有赌注。

狡猾的贵族领主会采用巧计,波特兰公爵获知有一支驻扎海外的舰队水手马上回到老家参加选举,投竞争对手的票。公爵有个朋友恰好是这支舰队的军官,他安排一艘船,故意开错方向,送到非洲的几内亚,等水手们反应过来,已经过了投票期限。

此类暗中使绊子的行径屡见不鲜,但公然动用蛮力干涉选举的例子很少。号称“北方暴君”的詹姆斯·劳瑟,生性残忍、冷酷无情,但从不强迫佃户投票。贝德福德公爵、朗斯代尔勋爵等一小部分领主,在选举前放话,如果佃户投竞争对手的票,就要离开自己的农场,最后仍有四分之一的人顶住压力,拒绝庇护人的蛮横要求。拉特兰郡1710年谣传,投了反对票的自耕农要遭领主驱逐,诺丁汉伯爵赶紧出面辟谣,安抚民众。

领主对佃农最凶狠的时代,处于过去两个世纪的圈地运动。到了光荣革命后,佃租冲突大为缓和,农业劳动力缺口巨大,佃户厌恶这家地主,可以投靠另一家。

选举中的绝大多数暴力事件,并不是权贵威胁恫吓平民,而是两派候选人支持者之间互相斗殴。拉票过程气氛狂躁、喧闹,再加上选举期间酒精饮料消费攀升,兴奋的人群头脑发热,像火山那样随时喷发。选区越大,选民越多,选情就越难把握。英格兰最大的选区约克郡,拥有1.5万选民,稍有差池,没人能承担责任,连国王乔治二世都密切关注这个郡。

选举资格高度开放的地区,暴动频繁,那些家族世袭的“口袋选区”反倒极少出现动乱。整个18世纪,大概有三分之一的议员长期连任,稳居国会席位,但即便是这类人也无法控制选区内所有选票。

白金汉是一个只有13个选民的小市镇,常年处于格伦维尔家族的庇护下,但是白金汉侯爵坦白说:“我有必要遵守这些老规矩,无论直接还是间接,永远都不去干扰第二票的选择。”比贵族等级更低的下层乡绅所抱期望更少,1710年在柴郡的选举中,巴尔克勋爵的41个佃户中有8个人拒绝给出支持。

由此可见民情之难测,哪些选区要争取,哪些要舍弃,没有决断能力就无法胜任选举工作。在北美独立战争期间,担任英国首相的诺斯虽然不懂打仗,却很精通政治交易。1774年换届选举时,诺斯事无巨细向财政大臣下达指示:“通知法尔茅斯勋爵,我同意以每个席位2500英镑的价格给他3个席位。莱格先生只出得起400英镑,如果他要得到洛斯特威西尔,就得花费2000基尼。加斯科因如果付1000英镑,应该会遭到特莱格尼的拒绝。”还有“告诉库珀,对埃奇库姆勋的5个席位,你给的价码是每个2500英镑还是3000英镑?我打算付给他1.25万英镑,但是他要价1.5万”。

首相如同一个现代华尔街金融经理,精确计算风险投资,讨价还价。老练的政治家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七年战争期间,担任首相的纽卡斯尔公爵同样是个中高手,年仅21岁就在家乡萨塞克斯郡开展竞选工作。他大显身手,名声鹊起,没几年就牢牢支配了7个郡18个选区。各郡豪门望族多与纽卡斯尔公爵结成亲威,众星捧月,使其成为雄霸一方的“萨塞克斯之王”。

18世纪中叶,纽卡斯尔公爵达到政治生涯的顶点,操纵舞弊技术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准备了一个资金池,以便及时发放补贴,帮助各地候选人收买选民。每逢大选,公爵迅速指定一个秘书组处理各地选务、回复前方信件。

乔治二世在位时,纽卡斯尔公爵两度出任首相。新国王乔治三世即位后,他失去圣宠,年老多病,财政情况不佳,但仍不辍于贿选。选举如同赌博,带来一种操控全局的快感,很多政客沉迷上瘾,无法自拔。

几乎每个选举年,不列颠总有两三个地方场面混乱、鸡犬不宁。1722年考文垂,暴乱极其严重,迫使市政府宣布选举结果无效。1786年诺里奇递补选举中,当局以每人10先令的酬劳,雇用了2000个体力工人上街巡逻,维护治安。

但总体而言,选举充满着快乐祥和的气氛,贵族领主乐于撒钱,选民乐于受贿。有些候选人公开收购选票,并且明码标价,童叟无欺。1727年大选行情,每张选票价值4基尼(英国旧时货币单位),贝特福公爵曾开出20基尼的高价,从对方选民那里收购了400张选票。镇压北美独立的威廉·豪将军为了拉票,一连数月设宴招待,任何一个上门投靠的农民夫妇都会获得半个基尼的赏赐。

这些是少数特例,明目张胆竞价买票极其罕见,大多数庇护人不会实行露骨的贿赂方式。直接给钱是暴发户的低劣举动,贵族更希望收到选民的真心拥戴。收钱的人也会感到羞辱,很少有选民把选票当成大白菜拿出来做买卖。收买人心是一门技术活,连黑帮分子都知道进退有度,不能简单粗暴地用钱解决问题,更何况议会制度中的政治家。

1734年,纽卡斯尔公爵的首席竞选经理威廉·海,在下乡调查中发现一个叫布利斯第德的选民因为欠债而不敢出门投票,于是替他还钱。不仅如此,威廉·海还表示付钱没有任何其他企图,在选举时,你投我们的票最好不过,若是投了竞争者的票也没关系,公爵是大度的人,不会斤斤计较。

庇护人在帮助了一位选民后,不能表现出急切的功利心,他要加以掩饰,让这一切看上去出于纯粹的友善,营造出温情脉脉的氛围。改革者批判的腐败问题,很多属于不成文的风俗规矩。

比如请客吃饭,选举跟结婚一样,都是喜庆的事情。领主给儿女举行婚礼,要多办几桌酒肉,慷慨地请佃户们吃喝。选举则是领主派他的儿子或者亲信下属参加国会,光耀门楣,当然要大宴宾客。大部分领主对民众乡亲一视同仁,无论他有没有选举资格,都可以来赴宴。

1784年,格罗夫纳斯勋爵在切斯特的选举中招待乡亲们吃喝,共花了8500镑。英国下层民众平常喝啤酒,在选举期间能喝到高档葡萄酒。吃饭地方可以放在酒馆,选举人若想表示不见外,那么直接请客人到自己家里来。有的贵妇人对此非常烦恼,考克女伯爵抱怨说,庄园不得不向每个乡民敞开,农夫的鞋钉磨坏了地板,粗鲁的男人吃完酒席后撒疯,把房间搞得像猪圈。

拉票活动中,竞选者使出浑身解数,有的人甚至拉出自己老婆。莫佩思城的苏珊·邦波里女士浓妆艳抹、娇颜陪笑,带着礼物慰问社区送温暖,结果为丈夫拉到本区100张选票里的94张。德文希尔公爵夫人是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的朋友,她经常抛头露面,在演讲集会上捧出一副笑脸,用美丽脸庞和典雅风度吸引选民。一些老派人士认为改革者向平民过度谄媚,报纸描绘公爵夫人亲吻拥抱屠户漫画,以示讽刺。

到了选举日那天,选民不辞辛劳,帮忙投上一票,产生的车马费、住宿费理应由庇护人承担。投票往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因为交通不发达,选民从各地赶赴投票点,到达时间不一。选民在投票点附近的旅馆住上一夜、喝上一杯。在1784年诺福克郡,候选双方的支持者在一百多家旅馆和酒吧消费,账单全由庇护人支付。

善于经营选区的领主豪门,不仅在选举期间一掷千金,平日里始终保持慷慨施舍的作风,切斯特的格罗夫纳和格拉摩根郡的比特家族,他们每年都捐款扶助市镇的穷人。

有的政客采购货品时优先选择本地选区生产的,尽管不如伦敦的货品物美价廉,但钱花在当地工匠、店铺老板身上就能够带动产业发展,赢得群众爱戴。约翰·海恩德·考顿爵士是个典型的反面教材,他因为给庄园置办家具,不照顾剑桥郡本地商人的生意,从而失去民望。

更进一步,选民们希望议员能在中央财政分配中为本地争取份额,拿钱兴修市政厅、金融交易所、学校、医院、图书馆,做出实实在在的贡献。从这个角度来看,贿选和为公众服务的差别已经不大了,如果一个议员公开无视选区利益,很难保住自己席位。

富甲一方的钱多斯公爵,觉得有钱就能为所欲为,在布里奇沃特出手大方,但由于他从来不关心选区的需求,还是输掉了选举。更著名的案例是保守主义学者爱德蒙·伯克,1774年他在英国第二大港口布里斯托尔获选,然而伯克有4年时间没拜访过选区民众,处理北美独立危机占用了他更多的精力。

在选民们眼里,给老家修一条马路、盖一家菜市场,比地缘政治大变局重要得多。最后,伯克因为支持爱尔兰商人的贸易特许权,触犯了布里斯托尔商业集团的利益,遭到群起反对,输了下一场选举。

激进自由主义者主张议会改革最重要的一个理由,是资产阶级没有代表权。由于选区划分跟不上城镇化进程,产业衰退、人稀地广的乡村占有多个议席,而伯明翰、曼彻斯特、利兹、谢菲尔德这4座发展最快的新兴大城市却没有一个席位。

这番说辞看上去有道理,政治实际操作可要复杂得多。工商业主采煤、伐木和开采矿物资源都是在贵族的土地产业上进行的,两者的利益绑定在一起。大土地持有者修建公路、开凿运河以降低工业品的运输成本,间接参与工商业集团的经营活动。不少贵族入股投资企业,与制造商过从甚密。

达特茅斯伯爵经常在议会力挺伯明翰的金属工业,高尔伯爵为斯塔福德郡的制陶工业仗义执言,罗金厄姆侯爵捍卫约克郡的呢绒业利益。羊毛纺织业集团为建立关税壁垒,在1720年、1731年和1739年多次开展游说活动,阻止欧洲的商家进入国内市场。英国的资产阶级虽不直接参政,但通过活跃的院外压力集团为己方争取权益。

斯威夫特撰写第一篇政治宣传小册子,认为那些激进改革派不过是为了媚众,赚取政治资本,不如贵族世家可靠。他暗示民众接受贿选:“相比将我们的财产和宪法托付给那些讨好民众的奴颜婢膝之徒,还不如信任花钱买选票的人来得安全。”

整个宪政框架里,贿选的危害属于次要问题。光荣革命刚成功不久,议会制度远未完善,行政首脑由议会多数党推举,几项宪政原则还未确立。王室可以干涉内阁成员的人选,可以在政府部门安插亲信,经过一百多年的博弈,英格兰国王才真正成为“统而不治”的虚君。

反观欧洲大陆,各国的王权取得压倒性胜利,议会衰落,沦为橡皮图章。世人用波兰的惨剧引以为戒,那里的代议制低效无能导致政令不行,最终亡国。相形之下,贿选只是小毛小病。英国历史学家琳达·科利说:“在不列颠更多时候,议会制度得到的是狂热崇拜,而不是冷冰冰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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