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回答“应该如何生活”必须吗?——伯林与施特劳斯

admin 天逸娱乐 2019-09-01 22:16:00 8135

  

  (一)

  

  1996年,萌萌要编《1999独白》,希望我写篇随笔,以便告别二十世纪。

  我没有理会。萌萌很有耐性,整整一年不断晓以大义,终于没有说动我。我不觉得1999是特别的年头,也无法“告别”二十世纪。不是不愿意告别,而是没法告别,二十世纪太让我困惑。在二十世纪生活了半辈子,可以用一篇随笔“告别”?别人可以,我不行。

  日历上毕竟有1999年最后那一天。这是一个时限,就像一个人知道自己在某一天必死。如果设想真的如此,我对生活最后想说点什么呢?想说的当然是思想的事情,因为想的仅是思想的事情。虽然我没有理睬萌萌的邀请,其实心里一直在想:1999年最后一天前,我最想说点什么?

  98年底,想要说的论题明确了:哲学与不可解决的问题。

  这个题目的感觉来自读施特劳斯和伯林为政治哲学辩护的文章。这两位当代政治哲学的重要人物都以为:人类的根本问题──价值冲突──无法解决,政治哲学就是为这无法解决的问题而存在的。我感到困惑:如果哲学是为根本就无解的问题而活,哲学何为?停止哲学思考算了。

  1994年我第一次读到施特劳斯。施特劳斯主编的《政治哲学史》中译本1993年问世,译者之一黄炎平兄送了我一套(此前我自己卖了一套),那篇短短几千字的“绪论”令我惊讶。西方各类哲学史书我读过不少,这“绪论”绝然不同凡响。我马上读了书末所附施特劳斯的所闻世弟子写的“施特劳斯与政治哲学史”。困惑马上来了。施特劳斯与价值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不懈斗争,不就是《拯救与消遥》的立场吗?我怎么会与这个人那么相近呢?

  这自然不是真正的困惑所在。当时,我正在写《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其中的立场明显从《拯救与消遥》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退却了。思想的问题,如果不理解自己的对立面,没有可能推进。《拯救与消遥》以后,在舍勒价值现象学的绝对主义支撑下,我向基督教神学推进,坚硬的绝对价值论立场显得更为坚毅。随后,从舍勒的知识社会学入手,转入韦伯、曼海姆的社会理论,想要搞清楚价值相对主义的理由,于是就有了《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

  读到施特劳斯时,我还在韦伯、曼海姆的价值相对主义中没有回头。无论如何,这条路我必须走到尽头、看个究竟。完成《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1996)后,我才把《政治哲学史》中施特劳斯所写的章节挑出来读,也找来《自然权利与历史》、〈什么是政治哲学?〉来读,读得一头雾水,不知所云:施特劳斯不过老学究,一边去罢。

  97年,因为偶然的原因,我开始研究施米特。研究任何一位西方思想大家,仅仅读原著是不够的,必须借助西方思想界中的慧眼之士。西方学界对某位思想大家的评论并非个个精到,浮惑、肤浅之论比比皆是。但如果运气好,还是可以碰到天眼般的理解。迈尔(Heinrich Meier)的《施米特、施特劳斯与“政治的概念”》就是一例。此书在已经堪称浩瀚的施米特研究文献中鹤立鸡群,对我理解施米特大有俾益不说,意外的收获是:原来施特劳斯确大有名堂。

  我重读〈什么是政治哲学?〉,而且与伯林的〈政治理论存在吗?〉对照读,“告别1999独白”的感觉就这么出现了。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中,我自己的思想冲突通过舍勒的价值绝对论与韦伯的价值相对论的不和表达出来。施特劳斯在价值绝对论上明显与舍勒一致。固然,舍勒采用的是现象学的思想方式,施特劳斯采用的是注经学的思想方式,这两种方式在海德格尔那里就已经结合起来,《拯救与消遥》熟悉这种思想方式。施特劳斯求学时,舍勒的名声已如雷贯耳,施特劳斯不可能没有读过舍勒。为什么施特劳斯几乎从来不提这位前辈?表面的原因不难找到:舍勒热情站在奥古斯丁的基督教信仰立场,施特劳斯对基督教始终敬而远之。为什么?施特劳斯靠什么支撑他的价值绝对论?我搞不懂……

  悉心研读施特劳斯从此开始了。海德格尔使我沉迷、舍斯托夫让我感动、舍勒令我尖锐、维特根斯坦给我明晰、韦伯劝我沉静。施特劳斯呢?令我震惊和坚毅。何以如此?这就说来话长,本稿也不可能说清楚。

  格雷斯基的第一交响曲用现代的抽象语言谱写,这是专业作曲者的身份语言。第二交响曲“丧子之歌”就与抽象语言分手了,格雷斯基似乎在对同行们说:那种技术性的专业音乐我当然能写,但我为什么非那样写不可?二十世纪的人间苦楚一点不抽象,像母亲失去了亲子或儿子失去了母亲那样具体。“丧子之歌”通篇没有行板,更不消说谐檞曲。

  98年底写出初稿,原想赶在99年的年终前定稿,却被其它有时限的研究任务和到欧洲及美国出差把时间借走了。幸好现在告别二十世纪还来得及。

  

  (二)两位犹太裔哲人的不和

  

  伯林(Isaiah Berlin)和施特劳斯(Leo Strauss)都是英美哲学界的犹太裔流亡者,一来自俄国,一来自德国,尽管伯林的犹太人身份不如施特劳斯地道:伯林的父母辈已经不是犹太教徒。他们还是同行,都以通常所谓思想史研究著称,通过解释历史上的哲学思想来表达自己的哲学信念。

  伯林文章潇洒,广为知识大众所知,有自由主义价值捍卫者的美誉。施特劳斯似乎从不对知识大众说话,据说是保守主义思想最深刻的教父。不过,这类主义"的卷标往往引人卷入流俗、浮惑的意识形态之争,不可轻信。我们还是关注事情本身。

  1958年,伯林发表了使他声誉卓著的〈两种自由的概念〉,没过多久,施特劳斯就在"相对主义"(1961)一文中首先纠弹伯林的观点。 伯林自称英国经验理性传统中人,思想以逻辑明晰有力见称,施特劳斯却偏偏纠弹伯林"自由"论的逻辑矛盾:伯林将消极自由看作一种绝对的价值,而这一价值的论证却是如下宣称: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施特劳斯并没有就消极自由的观念本身说什么,仅指出,伯林用来支撑消极自由概念的相对主义的价值观,恰恰是一种绝对主义。既然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何以可能将消极自由作为一种绝对的政治价值来捍卫?这一再明显不过的逻辑矛盾相当奇妙,也意味深长。伯林看到这样的纠弹,心里一定不舒服。

  伯林访问芝加哥时,曾与施特劳斯触膝长谈。伯林晚年对采访记者说,施特劳斯"很有学问,是一位真正的犹太教法典学者,……谨慎、诚实而且深切关心世界的思想家"。说过这些同行客套话后,伯林马上申明,自己与施特劳斯"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根本谈不拢:施特劳斯竟然还"相信世界上存在着永恒不变的绝对价值"──超越时间、地域、民族的真理,简直是在侮辱现代哲人的智能。 伯林打心眼里不屑地把施特劳斯当老派学究,没有经过启蒙精神洗礼似的:都二十世纪了,竟然还谈什么上帝赐予的自然法则"

  从中古到近现代,西方思想史上一再出现犹太裔思想大家──从迈蒙尼德、斯宾诺萨、马克思、西美尔、列维纳到德里达。 这是偶然的吗?如果不是,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散居欧洲各国的犹太裔文化人在思想文化上完全被希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同化了,抑或刚刚相反?犹太人在欧洲的处境,不仅是政治存在问题,也是精神文化问题。所谓犹太-希腊-基督教融贯一体的欧洲精神,会不会是文化假象?犹太文化与希腊-基督教的欧洲文化的冲突,也许从来没有真正了结。

  伯林就说过,"世界上所有的犹太人在社会中都有某种程度的不安",即便他们受到礼遇,在各行业地位高,真正"融合"在其它民族之中,仍然如此。(参〈伯林访谈录〉,页109)伯林以海涅(Heinrich Heine)为例:即便他成了德语大诗人,仍然对自己的犹太血统心存芥蒂。有欧洲文化教养的犹太人往往下意识地有对欧洲文化非要作出贡献的心愿,在伯林看来,这种心态是一种扭曲。要改变这种扭曲心态,只有彻底改变犹太人的生存处境,也就是重新建立有自己的国土的犹太国。如果犹太人能建立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政国家,有了自己的家园,才不会扭曲自己,非要对寄居国的文化作出什么贡献。

  施特劳斯出生并生长在德国的犹太人社群,他的体会与伯林刚刚相反:犹太人在帝制德国生活得很好。恰恰因为自由主义的魏玛民国,德国的犹太人才丧失了自己的家园,犹太人问题才成为政治-文化甚至"神学-政治"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魏玛民国结束了传统帝制,向现代自由民主政治制度"靠拢",但这个自由民主政体很"软弱",依靠的是"手中没有剑的正义"。自由民主政制划分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将宗教和道德逐至私人领域,以保障个人自由的政治权利,恰恰为极权主义、放纵种族歧视的自我中心主义提供了政治条件。

  在自由民主政制的背景下﹐犹太人问题才真正成了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的方案之一,就是回到封闭的犹太共同体、拒绝文化融合,坚持犹太教的原始教旨及其政治形式。这必然导致与欧洲精神传统中超越任何"种族"习传伦理的普遍理性的冲突。另一种解决方案是:融入西方社会及其文化,成为真正欧洲文化中的一员。于是,出现了为推动近代自由主义现代性而奋斗的犹太裔大思想家。然而,这样一来,犹太人处境问题不是解决了,而是变得更危险。

  对于施特劳斯来说,犹太人问题是不可解决的,即便有了自己的国土,与欧洲文化在生活理想方面的冲突依然存在。犹太人问题是人的问题的样板:人的存在依群而分,群与群之间总是相互对抗,不同的生活理想难免相互抵触。正是面对这样的生存事实,青年施特劳斯虽然在柏林的犹太教学院任教。“主要兴趣是神学”和犹太教中的正教问题,但与当时的犹太教大思想家罗森茨维格(Franz Rosenzweig)不同,并不关心如何在启蒙后的西方哲学处境中保守纯正的犹太教神学,也与当时已经成为新康德主义大师的犹太裔哲人柯亨(Hermann Kohen)不同,并不关心如何进入当时的西方哲学主流,而是关心"上帝"与"政治"的关系。

  在施特劳斯看来,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想掩盖人类的不同生活理想不可调合、价值的冲突不可能解决这一存在事实。然而,伯林的自由主义不恰恰是以强调这一存在事实而著称吗?

  两位犹太裔哲人在根本上难道不是一致的吗?

  伯林与施特劳斯在根本问题上显得相当一致(比如认为人类的价值冲突不可解决),在诸多具体问题上又尖锐对立。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五十年代末,英美政治理论界发生过一场政治哲学反击政治学的斗争。政治学属于现代社会科学,十九世纪以来日益取得支配地位,与其它人文-社会学科一起瓜分了传统哲学的地盘。哲学瓦解、衰落了。二战结束十年后、正当社会科学在英美气象如虹之时,学术锋芒刚刚显出来的伯林和施特劳斯发起了对社会科学及其政治学的讨伐,企图重新夺回哲学对政治问题的思考权。施特劳斯的〈什么是政治哲学?〉发表于1957年。几年后,伯林发表了〈政治理论还存在吗?〉 (所谓"政治理论"其实就是"政治哲学")。 两位哲人在抵抗社会科学原则排斥哲学的斗争中,显得站到了一起。可是,正如即将看到的那样,这种一致完全是假象。相反,在维护政治哲学的意义的斗争中,伯林与施特劳斯打了一场精彩的遭遇战,堪称二十世纪思想史上的奇观。伯林在晚年回忆中说与施特劳斯根本谈不拢,是事出有因的。

  伯林和施特劳斯显得既相当一致、又尖锐对立,会不会有一个搞错了,抑或哲人间的岐见是自然的事?无论哪种情形,都得搞清楚才是。需要关注的事情本身出现了:什么叫哲学?施特劳斯和伯林俩人都明确将政治哲学理解为哲学本身,或者说将哲学看作本质上是政治的,事情也就包含着这样的问题:何谓政治?由于俩人都是思想史大家,事情本身还与历史、传统、现代性、古典性等联系起来了。

  

  (三)苏格拉底变成了狐狸

  

  伯林的〈政治理论还存在吗?〉首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现代的社会科学可以代替古老的哲学吗?回答是否定的。

来源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