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田雄二郎:超越富国强兵之梦

admin vc娱乐 2019-09-02 22:23:34 7599

   【内容提要】若从战后的视角来反观日本的近现代史,即可发现战争与民主化实际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每次战争,战时体制都会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导致“战后民主”制度化。对日本尤为重要的是,除了最后的“战后”之外,“战后民主”同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膨胀主义一体推而进之。通过战争推进政治的民主化和社会的一体化——这是贯穿近代东亚国家四个“战后”的一个共性。意味深长的是,即使曾经作为帝国日本侵略和统治对象的国家及地区,抗日战争也成了促进体制变革的契机,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战后民主”。其程度虽不相同,但可以说战争确实给胜败双方都带来了民主化。本文试图分析甲午中日战争、日俄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亚洲太平洋战争(二战)这四种不同“战后”的性质,并就战争对各国内政所引起的巨变(尤其是社会的平等化和政治的民主化)进行初步的理论性概括。

   【关键词】战后 民主 第一次世界大战 中日关系 富强

一、战争和民主化

   历史学家大多喜欢讨论战争的起因及进程,但从“战后”这一视角来考察战争特色的却意外地少见。其原因主要在于历史学固有的叙述方式,即沿着时间轴线对事件及过程进行叙述。即使将“战后”转移至另一新的“战前”,前后的时间轴依然是不可逆转的。但是,现代战争中,战争的原因和本质往往只有在战后才能显露出来。也就是说,战争对政治、经济的影响是在战后才广泛渗透到社会的。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即是战争的体制变革作用①,换句话说,就是战时体制与战后体制的连续性问题。

   环视近现代东亚,2015年正值《马关条约》缔结120周年,“二十一条”签定100周年,以及抗日战争结束70周年。这期间,东亚各国及地区经历了许多由战争引发的革命、动乱和占领。虽然战后已逾七十年,帝国日本的侵略和殖民统治所带来的心理创伤至今尚未痊愈,邻国对当今日本政府的严厉目光,也令国民间的和解愈发困难。

   尽管如此,若从战后的视角来反观日本的近现代史,即可发现战争与民主化实际上紧密地纠缠在一起。②每次战争,战时体制都会形成促进战后民主化的社会基础,使“战后民主”(post-war democracy)制度化。并且对日本尤为重要的是,战后民主同日本的军国化及对外膨胀主义形成一体推而进之。唯一的例外是亚洲太平洋战争(1937年—1945年)的“战后”,在“和平与民主主义”理念下,推行了没有军扩也没有殖民主义的民主化。

   这里要问的是,1945年以后的“和平与民主主义”,果真断绝了从根底上规定日本政治的民主化与殖民主义的纽带吗?答案恐怕既是也不是。日本和邻国围绕历史认识、主权及领土问题的摩擦冲突,在1980年后政治问题化,尤其在近年越来越激化。这种现象说明日本的战后处理,特别是去殖民地化课题还没有结束。不仅没有结束,随着时间推移,甚至越来越肥大化,越来越复杂化了。

   考察这样复杂并难以解决的问题,单只考察日本的战后就显得不够了。意味深长的是,即使曾经作为帝国日本侵略和统治对象的国家及地区,与日本的战争也成了促进体制变革的契机,出现了和日本相似的“战后民主”。其程度虽不相同,但可以说战争确实给胜败双方都带来了民主化。

   基于上述问题意识,本文拟就日本、朝鲜(韩国)、中国的战后与民主化、军国化的关系,勾勒一下纵贯近现代东亚的历史轮廓。

二、甲午战争的“战后”

   众所周知,甲午战争是中日之间围绕朝鲜王朝的国际地位而引发的武力冲突事件。战后签署的《马关条约》第一条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故凡有亏损其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后全行废绝”。由此确认了终止朝鲜对中国的朝贡。以清朝为宗主国的东亚朝贡册封体制宣告终结,为以独立主权国家为单位的近代外交制度创造了条件。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立即给该地区带来对等的国家关系。通过《马关条约》,日本获得了从清朝割让出来的与该战争无直接关联的台湾及澎湖列岛,开始了向帝国周边地区的殖民统治。③而实现了“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国”的朝鲜,也受到日本的支配和干涉,日俄战争后以“合并”之名而亡国。可以说,甲午战争同时也是日本帝国化和殖民统治的开端。

   正因如此,甲午战争是重新绘制近代东亚政治地图的巨大转折点。从日本来看,这场战争的结果,动摇了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国际秩序,确立了自身作为“文明国家”的霸权。借用福泽谕吉的说法,“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之间的战争”,“是努力文明开化的一方与妨碍其进步一方之间的战争”。④

   另一方面,在战败国朝鲜和中国,也因甲午战争引发了正负两面的复杂反应。其中一点就是朝鲜和台湾地区的民众为抵抗日本军事统治而展开的抗争。随着日本在朝鲜干涉之强化,官民的反日运动不断激化,民间武装势力的抗争也长时间持续不断。桦山资纪总督发布《台湾平定宣言》(1895年11月18日)后,台湾各地汉族住民纷纷开始武装抗争,令日本统治者苦不堪言。

   同时,日本的胜利也成为朝鲜和中国体制改革的契机。朝鲜为向内外宣示自身独立,于1897年10月成立大韩帝国,开始实行名为“光武改革”的系列近代化政策。此外中国战败后,变法的呼声高涨,1898年的戊戌变法令改革热潮达到顶峰。以全面改变旧体制为目标,强化君权的自上而下的改革,虽遭到守旧派的干涉而在短时间内夭折,却成了近代国家形成的“原点”。值得关注的是,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东亚国际秩序中,出现了类似的君主立宪制的帝国鼎立状况(大日本帝国、大韩帝国、大清帝国)。1899年9月,大韩帝国和大清帝国签订了平等的通商条约,并互派常驻使节,形成了近代条约关系。

   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此期间东亚三国有一个共同现象,就是民主化和军国化的同时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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