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admin 豪盈娱乐 2019-09-05 21:09:02 7487

  

  

  在亚洲,印度和中国的发展模式始终备受关注。笔者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自主性与依附性“两条道路”的视角提出并切入问题,探讨了不同发展道路对印度和中国两国经济造成的不同后果,并对由此产生的发展前景做出基本评估。

  

  一、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两条道路”的斗争及其意义

  

  在经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中,有的国家顺势崛起,也有的国家瞬间倒下。造成这二者差别的原因并不在于这些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或国民生产总值(GNP)的高低,而在于这些国家发展选择的道路及其性质。下面从长时间段得出的统计数据似乎是对这个见解的有力证明。

  表1:1700~1890年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比重分布

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表1显示,18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欧洲的1.22倍,189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5.28倍;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从1700~1820年间也一直高于欧洲和日本。同期印度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也居于领先水平。 但在1820年后的20年即1840年,中国却被英国在鸦片战争中打败;在1890年后的5年,即在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又被日本打败,中国因此失去香港、澳门和台湾,并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1857年英国击败印度的民族抵抗后,印度便沦为英国的殖民地。这说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必然导致国家的强盛。表2、表3提供的数据反映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与国家兴衰的关系。

  表2:欧洲、拉丁美洲人均GDP增长率(1820~1950年)(单位:%)

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表3:欧洲、拉丁美洲及俄国/苏联地区GDP增长率(1820~1950年)(单位:%)

张文木:印度和中国发展道路差异及其后果

  表2、表3的资料说明:从1870~1950年间,欧洲国内生产总值发展远不如拉丁美洲,可拉丁美洲在第一次大战前已被欧洲所征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多沦落为美国的附庸国家。苏联斯大林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不如沙皇俄国时期,但前者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后者却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这说明,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不能作为衡量国家强盛的指标。历史上,弱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一般说来总要比强国快些,这正如贫血病人的心率,其脉搏的运动总要比健康人的速度快些的道理一样。

  结构差异产生于道路的不同。选择自主性还是依附性发展道路(不管它们是什么主义的)是近代以来国家斗争的焦点。资本主义国家间有资本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社会主义国家间也有社会主义的自主性和依附性的斗争。 毛泽东抵制苏联霸权主义,主要抵制的是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制造的围绕以苏联为中心的依附性发展模式,抵制的是苏联胁迫中国成为其附属国的企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战争(如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拿破仑法国与英国的战争、美国的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等)都是国家发展道路间的斗争。当时西班牙希望英国成为其依附性国家,英国而后又希望法国、德国和美国等成为其依附性国家,前者希望后者为其提供市场、资源而不是技术;而后者却不愿成为这样的国家,它们因此而不惜一战。

  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国家间战争都不是源于国家间增加生产总量的矛盾,而是源于各国力图将生产力掌握在本国手里并由此拥有自主创新能力的矛盾。在这一时期,技术含量的大小而非国内生产总值的高低决定着国家财富的多少。工业革命后,世界利润的流向地并不是劳动密集型国家而是技术密集型的国家。技术(尤其是核心技术)只有在拥有自己的生产力的国家中才能产生,而不是在依附性国家所依赖的附加值极少的自然资源中产生。当产品交换是以技术附加值的多少为利润导向的时候,此时以出口本国资源、以让渡本国市场来换取工业国家技术的依附型经济在国际利润分配体系中所获得的份额就显得无足轻重。

  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是英国人。英国发展的起点是原材料产品(即羊毛以及由此发展出纺织业),对于“英国发展毛纺织业的逻辑起点”,中国经济史学者梅俊杰认为,“就是限制羊毛原料的自由出口”。 在所有经济活动中,刚刚起步的英国抓得最紧的并不是对本国资源的开发,而是对自主创新技术的开发和垄断。对今天的自由贸易神话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制造这种神话的国度(英国)在其起步阶段恰恰是以残酷的国家暴力来推进和垄断技术的,这点与制造人权意识形态的国度(法国)曾经是制造“断头台”故乡的现象正好暗合。

  早在1258年,英国就颁布了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内容的《牛津条例》,要求“英国所有生产的羊毛必须在国内加工生产,不准卖给外国人;人人都必须穿用本国织造的呢绒”。 在1332年、1337年、1376年、1377年、1364年和1467年,英国政府多次对本国人民强调这些规定。不仅如此,英国王室还将这些规定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并配之以国家暴力要求本国人民执行。1547年,英国王室在诰令中重申:“只有获得了特许证的羊毛商人协会成员才能运出羊毛,其他人必须将羊毛纺成线,织成呢,或制成帽、带,始得出口。” 1549年,英国王室又颁布更严厉的诰令,对于无特许证而输出羊毛的违令者“处以双倍于出口羊毛价格的罚款,羊毛的所有者要被投入监狱”。 实际上,在原材料羊毛之外,毛线、精纺毛纱、漂泥等都在禁止出口的清单上。英国法律规定,违禁“首犯者要被砍去左手,再犯者则要被处死” 。据考证,爱德华三世于1337年所做出的禁止羊毛呢布进口的诰令直到18世纪“依然有效” 。

  英国人在用非经济的(实则是政治的)手段击败欧洲大陆经济优势的同时,又用这种方法击败了印度的经济优势。17世纪末,经由东印度公司输入的“印度软棉布”已占英国全部进口纺织品约1/4,这已影响了英国的毛纺织品在国内的市场,当时英国有评论称:“突然间,我们发现我们所有的妇女,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都穿上印花棉布”,而且“窗帘、坐垫、椅子和床上,除了印花棉布或印度其他纺织品外几乎没有别的织品”。 1700年,“虽然英国是纺织品的净出口国,但国内纺织品消费的一大部分(按价值算约37.5%)还是要靠进口麻织品、丝织品、棉织品来满足,这让毛纺和丝织行业大为惊恐” 。这是因为,与羊毛呢绒相比,棉布轻薄舒适、多彩时尚,尤其是印度的棉织品更是色泽、设计、质地俱佳,且在物轻质优之外明显价廉。即使在英国使用机器生产之后的1813年,议会中尚有人作证说:“印度的棉织品和丝织品还能以比英国制造品低5%~6%的售价在英国市场上赚钱”。

  英国的羊毛生产在经济方式上竞争不过印度的棉布生产,于是英国就采用了政治的方式。英国议会对进口棉纺品实施了更严厉的限制。1666年,英国议会通过《安葬法》,规定“无论是谁在安葬死者用毛料以外的纺织品裹尸都要受罚”,违者罚款5镑,据统计,在1688年,英国的人均收入不过7英镑18先令,因此这项罚款额度“相当于八个月的收入”,足见消费管制及贸易限制之严厉。 鉴于印度软棉织品超强的竞争力,1700年,英国下院又通过了更为严厉的法律,规定从1701年起,“由波斯、中国,或者印度制造的所有经加工的丝品、罗缎及其制品、与丝或草本物混纺品,所有上述地区上色、印染的软绵布,已经或者进口至本王国,均不得穿着” 。1704年,议会又决定把这一禁令从英国扩大到爱尔兰。

  1721年,英国议会进一步通过立法规定,自1705年圣诞节之后,“不管任何人,在不论任何衣着服饰中,凡使用或穿戴任何上色、印染的软棉布,在英国均属违法行为”,违法的者将被课以5镑罚金,如果违法的是商人则要课以20镑罚金。为使这项政策得到有效落实,英国官方还鼓励公民举报,举报属实者可获5镑获金。1721年的这项法令“有效地关闭了本国市场,阻挡了亚洲纺织品的进一步渗透”,特别是“英国市场最终对印度软棉关上了大门”。 1774年,英国议会正式宣布:“在大不列颠王国,任何人使用或穿着任何由英国纺织棉织成的新制衣钸,不管是衣服、家什、家具或其他东西,也不管是以何单色或色上色与印染,一律合法。”而在1721年议会开幕式上,乔治一世经内阁授意,对英国的经济政策做了这样的概括:“输出制成品并输入原料,对于公共福利的促进显然是再有利也没有的。” 德国经济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说:“这是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商业政策的主导原则” 。

  认识到英国经济发展的上述历史,我们也就理解了为什么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意身着土布衣裳的深刻用意。如果再看看今天的美国奥巴马政府为了克服经济危机而推行国民消费国货的政策所遇到的巨大阻力,我们就不难体会出18世纪的英国政府在推行其自主技术和市场垄断政策时曾下了多大的决心。

  列宁曾经说过,被打败的军队很能学习。斯大林评价说:“列宁的这一观点对于所有民族都是适用的。被打败的民族很能学习。”

  英国是海岛小国,它一直受着欧洲大陆帝国的欺负:一开始受古罗马人欺负,接着是法国人、西班牙人、荷兰人欺负,直到19世纪初,法国拿破仑还不忘征服英国。可是,英国人愈挫愈奋,用“铁与血”的手段推行其自主创新的政策,用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话说就是,将“一切工业都垄断在祖国的手里”,将生产力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所以,我们说“自由贸易”并不是英国经济的本色,英国是以残酷、甚至专制的方式进行技术垄断而发家的。英国保护自己技术的同时,还利用欧洲大陆的动乱将大量法国技术人员吸引到本国去加以利用。

  在这个过程中,欧洲大陆各国最初并没有意识到在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也存在自主性与依附性的斗争。从短期来看,依附性道路代价较小,欧洲人尤其是在欧洲大陆处于强势地位的法国人,与18世纪下半叶俄国维特的经济发展思想以及19世纪30年代苏联的布哈林经济思想一样,在工业化起始阶段,也倾向于选择依附型并通过暂时的经济依附渐进地转入经济自主的发展道路。19世纪初的法国是农业国家,它看到了英国的崛起,也想对本国实行工业化改造,但当时的法国人并没有认识到自主型发展道路的选择本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过程,而是充满斗争并需要以暴力开路的政治过程。当时法国人想得很简单:先用法国的葡萄酒、工艺品等附加值极低的产品跟英国技术含量高的工业品进行交换;等自己有了钱,再用钱买来英国的工业技术,这样就能慢慢实现国家工业化。与英国1721年的法令反其道行之的是,法国于1786年和英国签订了《伊甸条约》,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分析说:“他们(法国)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国工业品输入以优惠待遇(进口税率减为20%),以此为条件,使法国的葡萄酒与白兰地能够在英国畅销,法国一下子就能够恢复繁荣状态。” 法国人对这个条约的理解很像我们前些年有些学者对中国进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的认识,认为进行商品交换、参与到对方的市场就可以了。实际上,即使不考虑在国家间的搏弈中起着一锤定音作用的军事因素,两方产品的附加值不同(英国的商品附加值高,法国的商品附加值低)也会在双方贸易中造成不等值的“剪刀差”交换。在这种交换中,法国农民出售的低附加值的产品越多就越不赚钱,随之而来的就是法国农民大量破产。法国农民破产后就蜂拥进城,于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就爆发了。这样的经验及其中的教训对于今天正参与全球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也是值得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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