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泉:从自治到共治——自由主义的困境及其出路

admin 大圣娱乐 2019-09-01 22:16:30 8040

  

  

  一 免于奴役——自由主义的伟大宣言

  

  在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一路狂奔的同时,自由主义哲学同样在精神领域构造理论大厦,希望将崇高的自由人安置在这华丽的精神避风港。苏格兰启蒙时期的哲学家、历史学家大卫·休谟在洛克自由思想上基础上以自己独到的理解力为自由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这就是他开辟的不可知论、怀疑论。他在经验主义的起点上公然向理性主义宣战,宣布了理性的无能,为避免自由主义滑向极权主义的深渊作了必要的理论提醒。国家的起源在休谟看来只是人们出于私利而弥补天性中的不足而形成的一种协议,国家的统治者如果不按照正义的原则遵守诺言和法律则被统治者起来反对和推翻他们则是完全有必要。在此他发挥了洛克的反暴政的思想并在政治领域引进了无赖原则要求进行必要的制度设计,这对于防患政治专权和腐败于未然将是一个十分有益的设想。

  自由观念及其理论的形成为人怎样更好的活着,怎样有价值有尊严的活着这样的疑问作了意义深远的思考,也是对普罗泰戈拉的名言:人是万物的尺度的最有力的说明。

  

  二 人权与主权——自由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的疲惫

  

  首先,表现在自由主义理论形态本身的局限性。早期自由主义以个人主义为基本的立场,以个人自由为最高的价值诉求,这种个人信念渗透到本体论、认识论、伦理和宗教。这是一种人性和人权为中心的理论,它对于摆脱旧时代的专制束缚具有无可置疑的思想价值,也是人性和人权的解放宣言,就这方面来讲具有恒久的魅力。但是,人性的私性基础何以保障一个良性社会的运行?在这一点上早期的自由主义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自由主义中原子主义的理论椐理与广泛的社会交往行为之间的联系没有得到梳理。因此自由主义要想长期占据舞台并保持活力就显得力不从心。无论是传统自由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是个人主义的基本定位,尽管新自由主义在个人和国家以及社会的对立性方面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同样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者设计的美好经济模式强调在自由经济条件下经济人通过竞争和市场会最大化的实现个人的利益,同时相应地促进整个社会的福利增长。这样的理论预设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取得了骄人的业绩,但很快人们就发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性人的预设没有经受时间的考验,随着生产的扩大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自私的欲望在逐渐膨胀,跨越了道德的屏障,少数人操纵权力的时代代替了19世纪人人高歌自由的回忆。生产方式的变革产生了对工业和文化产品中群体自由的新的个人束缚,追求财富的梦想不仅没有造就人人富裕和满足,相反则是财富的单边集中和贫富的更大分化,社会矛盾的积累导致了不满和仇恨,危机在自由经济的飞驰迷雾中显山露水。

  再次,新的时代变局极大地动摇了自由主义的信仰。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19世纪末进入了垄断阶段。新的生产方式造成了新的社会组织结构,在经济领域的表现就是自由经济过渡到了垄断经济;政治领域出现了资本家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尖锐对立,政治结构也从弱势政府转变为了庞大的帝国权威。人权的早期呼吁转变为主权的恶性扩张,国家意识空前强烈,西方大国相继完成了统一并逐步以主权的名义走向世界,变成了侵略的魔鬼。这样的现实使原有的自由主义理论再也无法面对。自由主义的善之花培育出了罪孽深重的恶之果,两次世界大战在较短的时间内相继爆发,使人们有充分的理由来怀疑自由主义的真理性,厌恶和质疑的心理在战后达到了新的顶点。是否自由主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虚构?面对这样的疑问,自由主义在这里几乎也难以找到一个自圆其说的回答。

  

  三 批判与修正——自由主义在宽容中发展

  

  近代自由主义从其诞生以来就遭受到了来自不同方向的尖锐批评,简单归纳一下,我们发现批评的主体主要来自自由主义的盟友和自由主义的外部对手,理论学派上的表现为激进主义、功利主义、保守主义和社群主义等对自由主义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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