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明江:从贵州瓮安事件看中国当代基层民主的困境与出路

admin 赢家娱乐 2019-09-02 22:23:16 7956

  

  6.28日的瓮安群体事件不是偶然的地方性骚乱,也不没有如官方定义的“打砸抢”那般简单,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体性事件背后,更加深刻印证了当前中国基层县市的民主困境。

  老百姓的无力与绝望乃是基层政权丧失合法性的先兆,如果人民不得不用暴力来对抗政权,那么可以想象,中国式民主将会遭遇更多的瓮安危机。垂直式威权主义依靠的是强有力的上级乃至中央权威,固然可以疏导聚集的民怨来约束地方政权的非法作为,让基层民众增加对中央的依赖性与信任感。但让人忧虑的是,越来越多的基层地区正在重复上演瓮安的悲剧,这些危机最后一律在上级权威的强制干预下得到解决,但这种“休克疗法”决不能彻底杜绝根本的体制性症结。

  如何避免瓮安事件的再次发生?制度性的改造或许已经不可避免,威权主义的控制模式并不是解决地方性冲突的根本,而基层民主化模式才是解决政权困境的出路。所谓基层民主模式就是要推动地方民主直选,改变权力的来源结构,将垂直式变为横向式,意大利学者帕特南曾说过,“垂直的网络,无论多么密集,无论对其参与者多么重要,都无法维系社会信任和合作。”当前,村级直选虽然暴露了很多问题,但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理清了权力来源的途径,在尊重选举程序的前提下,没有文化知识的中国农民正在实践着一场伟大的中国民主试验。如果从村级扩展开去,县市一级也能实行民主直选模式,那么,有公民社会素养的城镇市民将赋予中国民主更大的政治效应,依靠城镇市民的政治参与,将从根本上重塑权力来源的合法性,选票的运用也将会掀起一场中国“主权在民”的思想革命,执政官员的政治理念必然也将会有根本性的革新。

  基层民主的直选模式保障的不仅是民众的合法权利,而且还能依靠党的组织力量扩大其政治合法性。直选后,党会或许会失去基层政权的位置,显然,这是中央忧虑的焦点,但在不允许反对党成立的前提下,中央可以依靠强大的组织力量取得选举,即使失去某个职位,但是在当前的政治体制下,根本无法改变党的领导结构。而民主直选将会加大基层党组织的忧患意识,如果推出的候选人不符合选民意愿,将会被民众所否决,民众甚至可以在以后的直选中选择非党派人士。如此一来,就从制度上确立了当选人对选民负责的精神,这将从根本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地步。从目前来看,中国政权的权力来源从理论上讲受人民授予的,但在实际中,包括基层政权在内的政权权力都直接来源于上级,这种权力的纵向来源也导致了地官员不怕老百姓,而最怕上级领导,因为只有上级组织领导才能对其提拔录用,不改变这样的权力来源结构,不建立真正的基层选举民主,地方政权将永远凌驾于民众之上。民主正如“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生,逆之者亡”,中国民主的未来逃避不了基层直选的命运,如果我们依然如沿袭高度集权的权力结构,而排斥横向的权力模式,那么这种金字塔式的构图将会建立在激烈动荡的底层基础上,而推动直选,也是中国民主必然的发展趋势,即使出现曲折反复的过程,也不应该因噎废食。

  瓮安事件的背后还在于地方基层缺少强有力的民间团体。从1949年以后,在农村地区,农会组织开始消失,宗族势力被予以清除,农民成为没有了任何团体可以依靠与保障的弱势群体,在全国的一些基层县市,可以运转的非政府组织几乎处于空白,从1978年以后,中国老百姓虽然摆脱了单位与组织的直接控制,个体有了极大的自主性,但是公民社会发育的不足,没有值得信赖的自保障利益团体,基层民众只得单身与强大的基层政权、黑恶势力、强势团体相抗衡,在现实中,我们才看到了一幕幕拆迁户的悲壮画面,也才有上演了类似“翁安事件”一幕幕的悲剧,在集体性上访屡屡受挫后,民众在面对司法公正缺失的强政府下,只有选择奋力抗争。所谓的安抚虽然能在短期内化解民怨,但却难以根本防止民怨的聚集,只有当合法性的群体性组织学会用法律的手段为维护自身的发发权益,暴力的抗争才会趋于平淡。没有与政权与黑恶势力相抗争的公民团体,民众就如漂浮在大海上的孤舟,随时都有面对大浪的危险,一旦到了集体性压力释放的时候,在没有民主训练的基础上,民众就成为了社会骚乱的参与者。

  公民团体能完全保障基层民众的利益吗?很显然,并不符合中国的现实政治,因为,在选举民主没有展开的前提下,真正对地方政权构成制衡的只有上级政府,即使是同级人大,也几乎没有真正的制衡力,况且,地方性媒体资源极其稀薄,不可能每次依赖《南方周末》这样的媒体去揭露,在这样的封闭式环境下,地方性政权以强大的公权力往往可以肆意践踏民众的合法权益,而民众只得选择忍耐,上访,最终抗争。台湾的民主化也许能给我们提供另一面镜子,那就是在风起云涌的五六十年代,台湾的社会运动也层出不穷,但与大陆不同的是,台湾的民众几乎都有可以依靠的社会团体在运转,农民有农会,工人有工会,在这样的社会团体协助下,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才能得到维护,才能避免受到强大公权力的侵害。

  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公民社会,只有将广大基层地区纳入民主社会的范畴,中国式民主才不会形成新的地域断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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