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志琴:讲史热缘于“历史饥饿”

admin 豪门娱乐 2019-09-01 22:15:52 3508

  

  最近,我看到一项对青少年有关中华文明历史知识的试卷调查,被试者平均得分仅有27.69,及格的只占1.5%,这反映了青少年历史知识的严重匮乏。耐人思索的是,不是这些人不想学,被试者表示对历史有兴趣的占七成以上,认为历史重要的竟在九成以上,对历史知识的渴求与历史知识的贫乏,形成这样大的落差,问题出在哪里?结论是“应试教育把‘活’的历史教‘死’了”。试看当今的历史教材和历史读物,那种干瘪的内容,晦涩的文字,枯燥的说教,又怎能引动读者的兴趣?

  其实,现代生活早已对这种状态作出回应。一方面是史学研究成果的读者群在流失,史学著述出版难,史学危机的呼声不绝于耳;一方面是历史剧一出场就叫好,历史小说发行火爆。这相互背反的现象说明:不是人们对史学读物无情,而是史学著述不能满足民众的需要。

  早在八十多年前,梁启超就批评帝王家谱式的史学,提倡新史学,指出史学著作要“使国民察知现代之生活与过去、未来之生活息息相关”。又说:“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如今,这种历史饥饿感在青年中已相当普遍,然而,史学工作者长期习惯于书斋式的研究,长于议论而短于生动描述,迟迟未能担当起史学成果通俗化的重任。

  当然,史学研究有一定的规范和程式,求索的过程也是枯燥的,但是枯燥并不是学术成果的必然属性,尤其是历史,这是民众实实在在的生活行程,民族的共同记忆。史学也是人学,是有血有肉、有生命、有智慧的综合体,完全可以写出有声有色的雄文华章。

  正当其时,有易中天呼啸而出,以史学家的思路,文学家的情怀,融汇正史野史、笔记小说、话本杂剧于一炉,娓娓道来三国时代的人物传奇,使人耳目一新。一时间“历史饥饿”者趋之若鹜,若痴若迷。此时此地若没有易中天,也有李中天、张中天出来,是时势造英雄,成就了易中天的声名。史学工作者应该感谢这一批先行者,促进了讲史热,为史学的通俗化打开了宽广的道路。如果史学研究成果不能走向民众,又将何为?

  有一件事使我深有触动。安徽有一座明代商人王直的墓,这是他在日本的后人来中国寻根而兴建的祖坟,几年前被几个愤青砸毁,声称这是砸的倭寇。王直是安徽大商人、大地主,也是东海最大的海商集团的首领,他打过倭寇,也雇佣日本浪人做过海盗,他曾向明廷建议:“倭国缺丝棉,必须开市,海患乃平。”多次提出开放海禁,互惠通市。活跃在沿海的徽商和闽商很多都是亦商亦盗,这种现象并不奇怪,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即是以海盗打开海外贸易的,与中国不同的是,荷兰、西班牙政府支持海盗、海商,而明朝对海盗一律予以镇压,并不加区分地把海商也打入海盗行列,实施全面海禁,王直由于违反禁令而遭到明朝的镇压。关于这一公案,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林仁川先生的《明末清初的私人海上贸易》就为此翻了案,以雄辩的史实说明其性质不是倭寇骚乱,而是“私人海上贸易”,近年出版的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也持相似的观点。二十年来,此种看法在明史学界已得到多数学者的认同,遗憾的是此种论点只停留在专业圈子,没有及时推向民众,民间仍然沿袭三四十年前的观念,以致发生砸毁王直墓的事件。因此网上有人责怪史学家,为什么没有将这研究成果晓之于众,避免这一事端?对此,只能报以叹息!

  这方面我也有切身的体会,十年前我在《学术月刊》发表过一篇《爱国主义与传统文化》的文章,邵燕祥先生看了说,你这文章很好,有价值。又问我,能有多少人看?我算了一下说,不会超过三四十人吧。他又说,专业刊物上只是给同行看,社会效益在哪里?这无异给我猛击一掌!是呀,不讲社会效益,那辛辛苦苦地研究又为什么?作为专业研究者我已觉悟太晚,信息时代正在改变传播方式,身在学术圈子里,头要伸出圈子外,新时代的史学已从治国理政的通鉴,走向为民众服务,随着史学读者的平民化,史学研究者需要改变写作风格,能上能下,能雅能俗,使读者乐于接受学术的研究成果,这也是史学工作者应有的职责。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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